永久的青春

南朝梁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开篇深有感慨地写道：“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作者在本篇中讨论了有关史书撰写及其得失的问题，而首先强调“居今识古，其载籍乎”的论点，这是指出了史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可谓之宏论。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史书的魅力就源于它的这一独特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史书数量与种类剧增；兼之注家蜂起，蔚为风气。故隋唐以下，人们读史，有了更多的选择。南宋学人高似孙著《史略》，其序称：“太史公以来，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而善序事，善裁论，比良班、马者，固有荦荦可称。”他是有意识地在众多的史书中突出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认为这对于后人“思欲商榷千古，钤括百家，大笔修辞，缉熙盛典”是很重要的。用时下流行的一句话来说，这就是关于史书的“精品”意识。南宋思想家、教育家朱熹虽然重经轻史，但他还是认为“史亦不可不看”。他反复要求他的学生们：“先读《史记》及《左氏》，却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次看《通鉴》”；“先读《史记》，《史记》与《左传》相包。次看《左传》，次看《通鉴》，有余力则看全史。”这似乎是涉及到阅读史学名著的问题了。至于如何读史，他也对学生们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关注重大史事：“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二是从是非判断中明确义理所在：“凡观书史，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三是从史事的叙述中揭示史家作史之意：“读史亦易见作史者意思，后面成败处，他都说得意思在前面了。”四是要牢记最紧要的记载：“人读史书，节目处须要背得，始得。”（以上均见《朱子语类》卷11）

刘勰、高似孙、朱熹都不是史家，但他们对史书的这些见解，却真切地显示出人们如何正确认识史学的一条路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来讨论史学名著问题也就更具有普遍的意义。

那么，究竟什么是史学名著呢？

对“史学名著”作一个明确的界定是很困难的，因为史学名著是在史学的漫长发展过程中产生并流传下来，对当时和后世有很大影响，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几评论前代史家有三个标准，他认为：“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若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史通·辨职》）清人浦起龙解释这三层含义是“秉直者”、“勒巨册者”、“徒多闻者”。这个解释，前两层含义，大致近是。后一层含义，把史佚和倚相（亦称左史倚相）评为“徒多闻者”，颇为不妥。据《国语》所记，史佚和倚相都是极有见识的史官，倚相甚至被国人称为“楚国之宝”。即以刘知几的“高才博学，名重一时”的评论来看，似亦不可认为是“徒多闻者”。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他说的“编次勒成，郁为不朽”，如同左丘明所撰《左传》、司马迁所撰《史记》那样，无疑是传世名著了。如果按照刘知几说的“郁为不朽”这个标准来确定史学名著的话，似乎过于苛求前人了。其实，刘知几在《史通·古今正史》篇概述“正史”撰述史的过程中，不仅称道《春秋》经传、《史记》、《汉书》，也称道了荀悦《汉纪》、范晔《后汉书》、袁宏《后汉纪》、陈寿《三国志》、崔鸿《十六国春秋》等书。可见，“郁为不朽”也是相对的。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几特别称道“成其一家，独断而已”的著作，指出了“成其一家”同“郁为不朽”的关系。在当时史馆修史极其混乱的情况下，刘知几所论是有道理的。后来，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把这称为“独断之学”（《文史通义·答客问中》）。

章学诚评论史书，根据不同的视点而各有评价。如他对史学上“通史家风”的赞扬，可以被看作是认识中国史学之“通史家风”的门径。他讲到史论有关问题时写道：“史论须读‘四史’论赞，晋、宋以后，姑缓待之”（《文史通义外篇三·与乔迁安明府论初学课业三简》）。这些也可以作为我们判断史学名著的一个标准。此外，章学诚在论述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演变时，称赞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一书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文史通义·书教下》）类似这样的论断，在《文史通义》中还可以举出一些来。这种情况进一步表明：对“史学名著”的理解和认识，难得有一个简要而明确的界定。大致说来，我们只能根据史书在史学发展上所产生的影响去把握它、说明它。我们可以试着把这种影响概括为这样几条原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者；在当时因受种种条件限制未能产生广泛影响，但在后来的史学发展上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产生了广泛的、积极的以至于深远的影响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开一代史学风气之先，在史学史上有突出地位者。凡此三种，皆可称为史学名著。这几条原则也许还不够准确和全面，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教。

中国古代史学名著的魅力所在，亦即它之所以“郁为不朽”的地方，是多方面的：不仅反映在内容上，也反映在形式上；不仅反映在思想方面，也反映在文字表述方面；不仅反映在它和时代的关系中，也反映在它和文化传统的关系中。中国古代史学名著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魅力，不仅仅是吸引人，感动人，还在于启迪人，鼓舞人，显示出深邃的理性精神、历史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民族精神。

首先是历史真实的魅力。历史著作贵在真实而为信史，这就是先人所概括的“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原则（《谷梁传》桓公五年）。史学名著在这方面历来备受尊重。《汉书》作者班固在历史见识上同司马迁有歧异，但班固仍然称赞司马迁《史记》“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这个评价经历了一千九百多年的历史检验，为中外学人所认可。李约瑟从《史记》中认识到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而鲁迅则把《史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般说来，求真实，贵信史，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共同的突出特点。当然，它们也并非白璧无瑕，但毕竟瑕不掩瑜。顾颉刚指出：“《二十五史》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这是从史学的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方面作出的评价。

其次是历史见识的魅力。孔子最重视史书中的“义”，司马迁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视为撰史的宗旨，班固、范晔等都十分看重史论，而《唐鉴》、《唐史论断》、《读通鉴论》、《宋论》等书均以史论见长。史论集中地反映了史家对历史的认识和评论，它以明确的语言、深刻的见解和“彰往而察来”的意识，赋予读史者无穷的联想和不尽的启示。朱熹论史，看重史论，他认为：“司马迁才高，识亦高”，“司马公史论、《稽古录》、范《唐鉴》，不可不读”，“《唐鉴》议论大纲好”（《朱子语类》卷134、136）等等。上引章学诚说的“史论须读‘四史’论赞”，也都说明古代史学名著在历史见识方面的极大魅力。《史记》的论，不仅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哲学、社会思想、人文精神，而且司马迁还善于寓论断于序事之中，更表明了他表达历史见识的艺术手法和高明之处。范晔《后汉书》的论，突出地反映了他的历史思想、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对读者认识东汉的社会历史面貌和时代精神有很大启发。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作全面评论的一部杰作，宏论迭出，发人深省，是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最高成就。

第三是表现形式的魅力。中国古代史书体裁多样，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它们分别以时间、人物、制度、事件为中心记事，但又彼此渗透、互相补充、各具特色。这里还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每一种新的体裁的出现，都伴随着一部以至多部史学名著的问世。《左传》、《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是编年体的代表作，《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纪传体的代表作，《通典》是典制体的代表作，《通鉴纪事本末》是纪事本末体的代表作等等。它们的纷纷面世，都使人们耳目一新，给后人开拓了认识历史、研究历史的恢宏的空间。举例来说，南宋杨万里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作序，写道：此书的特点是“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甚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其究遐而迩。其于治乱存亡，盖治之源，医之方也。”他还写到读此书的感受是：“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这说明以事件为中心，把一件史事的始末原委清晰地表述出来，可以使读史的人产生一种特有的效果，感受到史书所蕴含的魅力。这种魅力，在不同体裁的史学名著那里，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第四是文字表述的魅力。这一点是许多读史者最容易感受到的。如《左传》写战役胜负、使者辞令，《史记》写人物风貌、历史环境，《资治通鉴》写史事过程、双方辩难等，都写得十分精彩，脍炙人口，千百年来，传为不朽。明代学人茅坤评论《史记》写人物时写道：“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若此者何哉？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区区字句之激射者也。”（《茅鹿门集》卷3）这是对史学名著的文字表述之美的深刻理解，揭示了文字表述之美的深层原因是得其情而肆于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闳于其中而肆于其外。梁启超盛赞《资治通鉴》的文采，说司马光笔最“飞动”，使人“百读不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二章《史才》）。“两司马”的高名，也同他们的史文表述之美有很大的关系。

第五是经世致用的魅力。中国古代史学名著历来受到各个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关心国事、天下事的士人们的高度重视，对他们有极大的吸引力，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这些历史著作在帮助人们治国安邦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发挥着经世致用的作用。司马迁著《史记》，说是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但他“述往事，思来者”的撰述意图，总结历代“成败兴坏之理”，尤其是关于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是留给后人宝贵的思想遗产和精神财富，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唐代史家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受到唐、宋、辽、金、元、明、清各朝普遍的关注，先后被翻译成契丹、女真、蒙、满等文本广泛流传。唐代史家杜佑所著《通典》，不仅被时人誉为“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而且直到清代重刻时还被乾隆皇帝在序中称道为“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四库馆臣评论此书说“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四库全书总目》卷81）。至于《资治鉴论》、《唐鉴》、《通鉴纪事本末》、《读通鉴论》、《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等，也都饱含经世致用之旨、治国安邦之道，吸引着关心社会治乱、国计民生的人们。

第六是激励人生的魅力。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纪传体史书占有核心的位置，也可以说“正史”占有核心的位置。纪传体史书记载了许许多多不同时期的先进人物，他们的人生态度、嘉言懿行，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民族精神生生不息、世世相传的具体表现，这就是所谓“中国的脊梁”。一部《二十四史》，固然有君臣父子的说教、封建伦理的羁绊，但这总不能掩盖住历史上各种先进人物及其事迹的光辉。诚如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所说：“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李大钊的这些话，阐明了历史著作对世人的启迪和影响及其所产生的精神力量。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不限于史学名著）对“后世读史者”的这种启迪和影响，是最广泛和最深层的，是无时不在和潜移默化的。这种精神上的魅力是其他事物不能替代的。

中国古代史学名著所具有的种种魅力，有的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有的是我们不容易感受到的，但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当然，中国古代史学名著当中，也有过时的和落后的东西，甚至也有糟粕存在其间，我们应当加以鉴别，以明抉择去取。这是时代使然，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古代史学名著是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它记录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历程和创造精神，具有永久的青春和生命。在新的世纪里，当中华民族奋起走向伟大的振兴的时候，人们会更加自觉地珍惜它们，并从中获得无穷无尽的启示和教益。